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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掀第三次改革浪潮携港续写春天的故事

时间:2019-05-22 10:41:41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深圳掀第三次改革浪潮 携港续写"春天的故事"

【编者按】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再次成为新焦点。

2008年,深圳将有机会产生一次超越型的社会变奏。若规划稳步实现,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远影响,将丝毫不逊于1979年时经济特区的诞生和1992年起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这次变革,来自一连串表面上看似独立的改革迹象:积极参与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上报中央、深港合作终定调……这些迹象的背后目标直指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在行政体改、金融开放等方面,深圳有望再显“代国出征”之意。

深圳新一轮改革身份的确立表面上落后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甚至重庆、武汉、长沙等区域,后几者在2005年至2008年间先后被认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甚至有消息称,“五点一区”将终定格中国新时期“特殊经济区域”的整体格局,而初的深圳特区已经“失宠”的坊间说法则在此前数年流传。

不过,深谙中国改革路径的各界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近日定版的深圳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将配合这一轮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真正引领中国此轮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创新思路,掀开中国改革“第三次浪潮”大幕,其背后是改革决策者在深水区探索时的深谋远虑与良苦用心。而深圳在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的创新传统、市场基础、民主氛围,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等等,成为深圳终入选“创新试点”的重要原因。

此次,上海证券报推出以深圳为样本的大型调查,旨在纪念这一伟大创举的同时,更展望由此扩展开的中国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深圳金融行政创新规划有望奥运后获批

和此前几年的稳步摸索相比,今年初以来的深圳“综改”明显提速。

3月份,深圳着手起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并于6月24日正式发布。内容涉及11个深港深度合作领域,争取成为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城市等金融新政尤其令人瞩目。另外,行政体制方面的众多改革内容更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包括重要干部差额选举、人大代表直选在内的新提法被香港评论界称为新时期政改纲领性文件。

几乎同时,深圳市政府宣布,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深圳成为全国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预计在三季度出台,围绕创新基础能力体系、创新产业体系、创新资本体系等八个方面制定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任务。

7月初,《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广州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批复,深圳城市定位修改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一系列文件紧锣密鼓地出台,内容互有印证和补充。众多专家表示,其背后是广东省今年以来掀起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甚至决策层酝酿第三次中国改革浪潮的大背景。

去年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旋即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并带队直赴长三角,考查其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对珠三角的可资借鉴之处。到今年3月,云集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及各高校专家的“解放思想、广东破局”的北京论坛召开,舆论声势惊动海内外。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直接参与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在论坛上表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破神立人”,1992年的小平南巡是“破公立私”,那么目前掀起的第三轮改革浪潮就是要突破限制中国社会和谐、平衡发展的体制障碍,确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新一轮改革的平台不再是经济特区,转而叫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所以将深圳统归入“综改”,是因为深圳在此轮经济、行政、社会、文化方面的综合改革规划力度,丝毫不逊色于此前获批的五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尽管名称上,深圳的叫法是“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然而,从目前深圳上报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意见》内容来看,一旦相关提法获得中央认可,深圳无疑有望再次夺回“改革”地位。

“目前国家主要精力都放在奥运会上,奥运结束以后,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将提上日程。”一位参与了众多政府决策的广东省某专家告诉上海证券报。对于深圳在相关文件中提到的若干金融创新举措,该专家表示“通过国家审批的可能性很大”。

同样持乐观态度的还有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石小敏在此前论坛上表示,“深港一体化”是深圳在珠三角未来发展中的定位,但囿于香港自身考虑,深圳与广东省的协调,中央全局考虑等种种原因,“深港一体化”推动速度缓慢。“未来是不是已经有这种机遇了,我觉得很有可能。”石小敏说。

金融合作

造“深港特别合作区”

合建国际金融中心

“深港”合作与行政体制改革两项内容在此轮深圳改革中受市场关注。其中深圳能否竞争过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拿下几项金融创新业务先行先试权则争议多。“在深圳香港合作的大背景下,一些由深圳市单方向中央申请可能比较困难的政策,或者会因为香港的加入而有所不同。”一位深圳金融界人士称。

中山大学金融学教授陆军认为,深港金融合作是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带动深圳等腹地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双赢之举。“随着上海等金融市场的崛起,无论是香港还是深圳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联手可以创造双边繁荣,而孤立只是带来双边衰退。”陆军称。

“深圳金融市场有其独特优势,比如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自由市场环境下培育的丰富的资本市场体系等。但是毫无疑问,做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有更强的资源优势和政策支持,因此这些年,深圳已经不再提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转而配合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深圳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肖志家告诉上海证券报。

对于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劣势,深圳金融办近日草拟的一份《关于深圳金融业基本情况及发展思路的汇报》中概括为:深圳金融业发展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深港合作还没有取得中央及有关部委的认可;金融人才较北京、上海有所不足。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数年来,深圳在全国金融市场布局中渐显势微。今年初,天津滨海超越深圳、浦东等竞争区域,获批建立全国OTC市场。另一边,上海5月举行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云集“一行三会”金融决策层,昭显其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意图。深圳如何应对金融领域的新区域布局已经迫在眉睫。

“很多金融领域的创新其实在操作中已有实验,比如深圳人到香港炒股等。另外,目前,深圳中小私募投资基金(含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证券基金)多达3000多只,是国内发达的私募直接融资市场。但是,由于金融创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无论是境外投资还是私募基金,其政策层面的‘正身’还是很重要的。”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表示。

随着综合配合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权的推出,金融创新领域的“先行先试”更成为天津滨海、上海浦东和深圳三方金融霸主的争逐目标。天津市前任市长戴相龙曾公开表示,金融创新都可以试,但天津滨海可以先试。另根据国务院相关精神,金融创新“原则在”天津滨海试行。于是,滨海新区成为去年以来金融市场的政策“宠儿”,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金融主管部门相关人士在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均低调表示,向中央申请金融新品“硬支持”的希望甚微。

然而,专家表示,深圳的机会又有不同,良好的市场基础和邻港优势是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深圳金融业要叫板国际先进城市,比肩成熟金融市场,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好‘香港牌’,是非常现实的可资利用的手段。”上述文件表示。而专家称,深圳申请中央政策支持深港共建国际金融大都会的直接目标是将深圳金融业发展终推到国家战略层面。

根据深圳的提法,本着“学习香港、服务香港、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原则,深圳将与香港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港创新圈”。其中重点工作包括,启动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使之成为“深港特别合作区”,并统筹研究一河两岸近30平方公里的开发。

另外,加强深港金融合作包括:完善深港两地的清算系统,争取中央支持,扩大深港企业间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度,尝试允许香港和深圳居民在深港间有限汇出和汇入人民币;推动深港共建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动两地证券交易所合作,争取深圳成为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试点城市;探讨“两地交易所会员互认”合作等。

业内人士介绍,深圳目前是中国地下钱庄聚集度的城市之一。大量民间资本的流入流出为深圳发展规范的直接融资业务提供了市场基础。“这些资金来自珠三角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中小私营企业主、富裕白领家庭,以及其它利益群体,未来在私募股权基金,尤其是二级市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方面市场广阔。”李春瑜说。

“相比天津、上海,深圳发展金融创新的优势来自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圳直接学习了香港的金融运作和管理模式,两地金融人才、法律审计税务等方面的专才也有更多交叉流动机会。”李春瑜介绍。比如深圳近日刚刚推出的《深圳私募证券基金同业公约》,它不仅规范了合格投资人的条件,也在风险控制、投资组合、投资团队组成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约定。“这种规范的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均来源于香港成熟市场的理念。如果说深圳下一步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还有些优势,发展私募基金无疑是深圳惟一的机会。”李春瑜称。

行政改革

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三次改革亮点

相比金融领域的突破,深圳目前在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内容更显耀眼,也是配合经济改革长远前行的根本动力。

根据6月发布的有关深圳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意见》,深圳将吸收香港行政体制经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系列与政改相关的文件将于近期陆续下发,涉及领导干部选举、人大代表直选等诸多细节。

其实,深圳民主选举风气早已有之。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主持建设者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开创管委会民主选举,引起极大轰动。“很可惜,在现在的《招商局与深圳》这种回顾书籍中,当年的民主选举和青年大辩论等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没有论述。”深圳改革研究学者呙中校介绍。而若干年后,深圳等特区在行政管理方式上,逐渐恢复为完全的内地模式。

异常曲折的行政体制改革探索路线体现了这一领域触及市场深层矛盾的特征所在,也昭示着新一轮改革攻坚的难点所在。“虽然目前提出的直选、差额选举的范围有限,但官员产生办法是行政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一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助理王炯认为。

王炯看来,中国目前面临严峻的产业升级压力,由粗放型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其实是中国应对全球竞争,由资源被配置者变身资源配置者的过程。期间,一些瞄准高端服务业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的三个必要条件: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能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以及除旧革新的勇气。后者即包括对旧有行政体制中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积弊的消解。“中国经济已从初期的帕累托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固然难度很大,但却是新时期中国寻找社会和谐、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王炯称。

人力资源制度调整的背后,是事权、财权等根本行政利益的重新洗牌。“随着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展开,以深圳为突破口,广东或率先和中央一起梳理中央、省、市、县区四级政府的财权分配,甚至探讨税制改革的问题。”一位参加“广东破局”北京论坛的专家表示。

另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对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例如络的快速普及发展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推动力量。顺潮流而动是明智的选择。”王炯称。而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有着丰富的行政改革创新经验的广东深圳作为试点,无疑是在遵循小成本路径。

但是,对于深圳此轮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究竟会如何,业内预期不一。“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外力和内力双向结合,深圳在以往改革之初的热情十分高涨,但目前的情况下,有多少热情会被重新唤醒,现在难以预期。”呙中校称。

一个战略城市的失落与回归

:从“深圳奇迹”到“难以为继”

深圳,在它从中国南海一处小渔村变身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先锋的29年时间里,似乎从不缺少话题,只是阶段性的内容各有不同。

29年中的初几年,深圳无疑是风光的。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深圳,因其毗邻香港这个中国对外开放“跳板”的地缘优势,被邓小平圈入改革开放的先遣部队阵容。

“所谓特区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政策,经济政策。比如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15%,而其他区域是33%。深圳靠近香港,联系便利,有利于借鉴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框架。在执政理念上,政府不做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是以企业为主体。”深圳市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介绍。

此后10余年,深圳创下了今天看来都难以超越的奇迹:以招商局开发建设的蛇足工业区为龙头,深圳的航运、物流、制造业飞速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此由被内地熟知,并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被后人引申成“深圳速度”,广为流传。

凭借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自主审批,向外资银行举债两项硬政策,加上简化招商程序、提高民主决策程度等配套改革,蛇口工业区很快成为中国开放活力的工业区,而当时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更由此被称为和邓小平、深圳时任市长梁湘等并列提起的改革先锋。

同样受益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风格,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华为等一系列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得以在深圳这片相对自由的市场土壤上诞生。

“至今,上海的政府领导在考查深圳时仍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出二马?”肖志家说。

而马尉华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家由企业法人作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型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尝试。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是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资企业,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性,而非政府性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飞速发展的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独步中国市场,即使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的改革成就仍然举世瞩目。但随着上海浦东和长三角经济的快速崛起,深圳渐渐淡出了中国经济龙头区域的范围。到2002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万言文章引起了全社会对深圳境遇的反思。

呙中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2003年,呙中校凭借此文与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对话”,目前任职香港亚洲周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的低调保守开始显现出来。”呙中校告诉。

在他看来,导致深圳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进程滞缓,行政低调保守的原因有很多,比如1989年之后的行政体制氛围,比如经济特区优惠政策被内地广泛复制,比如香港卷入1998年金融危机,深圳经济,尤其在资本市场竞争力开始逊色于上海等。

但其中也不排除深圳特区的“特色”使然。“新兴特区开始汇聚来自各方势力的利益,有些事情变得难办起来。另外,深圳本地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变得没有积极性了,这才是的阻碍。”呙中校说。

与社会学者同样看到了深圳危机的还有地方政府决策者。2002年开始,深圳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公开场合表达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城市人口重负下的人力资源补给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2004年上任时说,诸多“硬约束”正在对深圳的发展形成“倒逼机制”。

更有深意的是,随着深圳城市的快速扩容和经济单一增长,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城市人口患抑郁症比例逐年增长,城市归属感缺乏;2006年精神疾病患病率,离婚率;2007年深圳房价涨幅以50%的民间说法引领全国。“深圳宜居吗?深圳人幸福吗?”等问题前所未有地考验着这个年青的改革先锋城市。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社会问题会随之而来,也令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变得举步维艰。

:再度寻觅国家战略定位

经过2003、2004两年的摸索和思考,深圳在新时期的城市定位开始明确。2005年5月19日,深圳率先提出建立“自主创新型城市”口号,2006年初,深圳将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建立创新城市”。以创新为突破口,再现深圳辉煌成为深圳人的共识。而在此期间,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均进入已经批复或在审批状态。

到2006年10月,深圳决定对《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订,修订目标除了“有效突破‘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约束,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等之外,深圳明确提出要“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决策支持,力争将深圳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然而,深圳热烈期盼的所谓国家战略层面却迟迟没有回音。而市场一线,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呙中校介绍,此前深圳一直想联手香港做大经济和金融中心,但香港对此回应较淡。期间,深圳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和CEPA正式实施,开始为深港深入合作打下基础。2003年前后,香港逐渐看到了内地市场对香港的强大支撑作用,也急需要寻找后台协助其巩固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的强势地位,以应对来自上海的金融中心竞争。于是,深港一系列的合作谈判加紧展开。

2007年7月1日,深港西部通道开通运行,从南山蛇口到香港九龙等中心城区仅1小时车程。8月15日,福田口岸开通,深港地铁轨道接驳仅需30分钟。当年底,《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公布,深圳城市定位初步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深圳发展的新契机还来自广东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而这场讨论中不得不提到的核心人物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汪洋,53岁,2007年由重庆市委书记调任广东省,被香港媒体称为内地领导层中坚力量之一。而到任不久的汪洋即在广东揭起声势浩大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甚至有消息称,汪洋挟中央“令箭”赴广东寻找政改突破口。

这一猜测被很多专家认同,“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并作为世界大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目前现有的区域合作方案都不足以支持中央的宏伟构想,迟迟没有获得中央准生症的深圳综合改革计划,或将终承载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及文化一体的新时期改革试金石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获批不是滞后,而是中央在全局谋划下的稳健之举。”呙中校称。

“十七大温总理答问会上,总理强调本届政府将加大探索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王炯看来,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形势下,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寻找突破,与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时刻,保险起见,一向有着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广东深圳,无疑是的试点选择。

“在一个产业链条上,当你的上游资源要素被别人控制而必须高价买进,下游产出品又由外方控制品牌、市场而压低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代加工经济模式的低附加值和高要素消耗,永远处于产业链的端,也就必然难以为继。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窘境。”王炯认为。

而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数以千计的中小制造企业倒闭的消息加速了决策层考虑产业升级的急迫性。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在上任之初即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外源型经济模式迟早会令广东经济优势消失殆尽。

中国新一轮改革走到了刻不容缓的转角。“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其他人群利益的基础上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现在的改革就是存量改革,它需要调整人们的相对利益关系。这就必然导致改革难度的大大提高。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清除改革路障的必经之路。”王炯说。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浦东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行政体制改革即为应有之意。但市场对浦东三年来的行政体制改革成果颇多失望。有深圳专家表示,上海一直以来强势的大政府决策风格,大国资为主的经济结构,都不利于上海发展相对基层的民主文化。在这方面,深圳30年前一片空白起家的城市结构、移民文化、民营经济主体等都给了它更好的行政体制改革土壤。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3月,深圳着手起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6月6日通过审议,24日发布全文。因文件涉及众多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细则,《意见》被香港评论界视为新时期深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到5月22日,深圳又紧锣密鼓地发布《深圳近期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党内引入竞争机制等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新一轮改革形象呼之欲出。

对于这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消息,深圳研究学者呙中校的感受是“谈不上乐观不乐观”。“因为相对人们的期望值来说,是不能谈乐观的;而相对过去几年较为保守低调的深圳来说,总算在前进。”

“与其关注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先锋的风光形象,不如切实改善深圳城市的宜居指数。风光只是相对的,且衡量一个城市的优劣与否不在于政策宠幸的多少,而在于老百姓的生存质量。生存质量不仅仅指物质上,比如消费能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还包括精神上的,安全、舒适、平等互助的生存感受。这些才是未来大家需要的,也是想追求的。”一位在深圳工作了十余年的保险经纪人李先生称。

■链接

深圳29年改革史

1979年,邓小平全国寻觅改革开放突破口,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因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被圈点为经济特区。同被列为经济特区的还有厦门、珠海、汕头。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表态"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第二次浪潮,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深圳终完成深港衔接历史任务。

1996年,深圳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目标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与香港功能互补的区域中心城市和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生产基地”等。

1998年开始,随着香港卷入金融危机,深圳经济开始放缓。尤其在资本市场竞争力上开始逊色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淡出市场。

2002年开始,深圳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公开场合表达深圳危机意识,“四个难以为继”的说法开始流传,而政策优势与地缘优势的弱化被认为是导致深圳危机的主要原因。从那时起,联手香港恢复深圳的城市竞争力开始进入决策层视野。

2003年1月,深圳皇岗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被视为深港合作全新里程碑。

2004年1月,CEPA正式实施,6月,深港签署《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1+8”协议,深港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2005年5月19日,深圳率先提出建立“自主创新型城市”口号,2006年初,深圳城市定位为"建立创新城市"。

2006年10月,深圳决定对《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订,修订目标是“有效突破‘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约束,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资源节约型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决策支持,力争将深圳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2007年7月1日,深港西部通道开通运行,从南山蛇口到香港九龙等中心城区仅1小时车程。8月15日,福田口岸开通,深港地铁轨道接驳仅需30分钟。

2007年11月22日,《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公布,深圳城市定位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2008年3月,深圳着手起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并于6月6日通过审议,24日发布全文。重点为11个领域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其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被视为纲领性文件。

2008年5月22日,深圳发布《深圳近期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党内引入竞争机制等行政体制改革措施。被称为新一轮改革的象征。

2008年6月24日,深圳市政府宣布,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深圳成为全国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预计在三季度出台,围绕创新基础能力体系、创新产业体系、创新资本体系等八个方面制定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任务。

2008年7月3日,《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得广州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批复。深圳城市定位修改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解放思想推动新一轮改革破局

◆改革僵局亟待突破

任剑涛

3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突出,问题鲜明,既极大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也逐渐形成了新的改革僵局——享受改革成就的心理胜于勇于改革的决断;认识问题的欲望被为成绩辩护的心理遮蔽;要素改革的取向掩盖着体制变革的必要;国家能力的凸显压制着社会、市场的功能;领导的主观决断胜于制度力量的培育;乐观的国民心理侵蚀着忧患的改革意识。这是改革陷入僵局的诸种标志,走出改革僵局,是改革开放得以开拓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前提。

思想的解放关键要投射到制度的建构层面。国家结构上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自治分流,是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中,如何谋划新型工业化的大局、如何筹划区域经济架构;在政治领域中,如何破除行政体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在社会领域中,如何使公民自治更为有效;在生态方面,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些都是此轮“思想解放”需要处理的问题。

广东如欲领承破局之责,就需要达成解放思想的共识,需要改革权力结构、领导选拔、人才聚集、绩效评估的权力状态,需要重建改革领导链和人才链,需要呼唤具有历史气魄和改革胆识的人们登上历史前台,需要打破陈规陋习、破除小富即安的群体心理,需要站在世界发展高度筹划珠三角的未来。

◆金融合作创新是机遇

石小敏

广东的产业结构要上台阶,还不是讲一般的制造业,而是要金融上台阶。我认为,“深港一体化”是珠三角未来发展为重要的。近几年我们搞了CEPA,但真正的服务业的一体化是广义的。深圳金融业起步比上海、北京资本市场发展快一点,后来也被上海证券市场超过了;银行业发展始终比较慢,跟香港金融这一块的衔接一直是很弱的,当然这有一个中央的布局问题。实际上比较客观地看,由于法律服务的要求,深港在法律上要有很大的衔接。香港的市场法律和深圳的市场法律要有对接,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未来会不会有这种机遇,我觉得有可能。

全球的金融格局未来五到十年会有变化,如果中国应付得当的话,在未来十年以后,整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势必会提高。但是这个布局怎么布,在珠三角,香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体系是什么定位,这确实是要仔细考虑的。

◆广东可发展三大合作区

杜钢建

政府体制改革必须消除“四化”,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还有一点,广东完全有可能在中央的支持下,重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21个地级市的单位必须要大幅度改革,要充分发挥面临港澳台的地理优势,特别是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应该合一。

广东的下一步的改革要开放三大合作区:深圳-香港合作区,珠海-澳门合作区,另外就是潮汕-台湾高雄合作区,要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改革。港澳台体制不可能变,变的是这三大合作区的体制,它们必须重造,要分别邀请港澳台人士参与改造、重造,使得我们的体制能够逐渐和对方接轨。

◆三权协调制衡

高尚全

广东怎么探索?怎么走在前面?广东原来提出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分开的问题,是深圳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不敢提了,有人提出质疑了。现在有了共识,这次提出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既协调、又制衡,我觉得很对。

政治体制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建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讲得很清楚,“民主政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提得很高。现在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七大也提出来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去叫“深化”,现在提的是“加快”,而且目标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也提出来了。应该讲这次步子还比较小,但往往步子大了以后阻力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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